长征先锋百将之师—红25军的长征历史及相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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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击 战 术 显 神 威

1934年11月16日,奉中共中央之命,红25军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穿越中原,向北疾进,于1935年1月中旬,到达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成立了鄂陕、豫陕2个特委、5个红色县级政权,扩大红军800多人,建立了3支地方红军游击师和红74师。

蒋介石对红25军穿越中原,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游击师,十分不安。因为,这不仅对他“围剿”中央红军不利,而且也威胁到关中地区的安全。于是,蒋介石调动了东北军9个团,河南的国民党第40军44师9个团,陕军38军及其警备第1、第2旅,湖北5个团,共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围剿”,限令3个月内剿清红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的葛碑镇举行会议。根据鄂豫陕边区山高、交通不便、敌人辎重运输困难等情况,制定了以营团为单位分散游击的作战方针,利用红军和游击师山熟、路熟、人熟、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大迂迴、绕圈子,去调动敌人、疲劳敌人。1个多月内,敌人不但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有时还被红军、游击师从背后“反咬一口”。石塔寺伏击战,就是一例。1935年3月6日,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率领223团在华阳河活动,敌陕军警备第2旅旅长张飞生获悉,立即率全旅向华阳河扑来。徐海东决定调动该敌,寻机歼灭,便率223团向镇安方向奔去。敌扑空后,又跟踪向镇安追来,徐海东又率223团折向华阳河。就这样,来回3次,拖得警2旅疲惫不堪,不得不于3月10日在石塔寺补充休息。徐海东则率223团连夜飞驰50里,于拂晓时发起猛攻,疲惫不堪的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红军会从天而降,有的连衣服也没来得及穿,仓促应战。这个3000之众的一旅之敌,被不足千人的红军打得狼狈不堪。旅长张飞生中弹后,躲在死尸中装死,得以逃脱,其余大部分被歼。被俘的敌团长刘长生说:“我们追了你们三天三夜,没找到你们的影子,认为你们害怕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找着我们打,所以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你们红军打仗实在鬼得很!”

由于蒋介石限令“剿灭”红军的日期将近,敌人便在根据地内划分剿区,实行“驻剿”,又派一部分兵力专门追剿。省委命令红军和游击师主力转移外线,到敌人后方去活动,留小部分红军在根据地内游击,牵制敌人。敌人在根据地内剿来剿去,总是找不到红军主力。敌《陕南快报》哀叹:“匪徒流窜,东西无方,去来无定,昨于彼,而今忽此,令人防不胜防……”事实就是这样,30多个团的兵力,对付3000余人的红军,应该是不难取胜的,可是他们老吃败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不得人心,耳目闭塞;而红军处处得到人民的支持,对敌情了如指掌,真正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为了巩固根据地,补充红军给养和枪支弹药,省委决定远程奔袭敌后方重要供应基地荆紫关。

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交界要地,属敌40军防区,驻有守敌一个团。 6月15日,红25军副军长徐海东率领223团和手枪团疾行一昼夜,行程65公里,来到距荆紫关10公里的刘庄。经过了解,荆紫关一团守敌,有一个连在关前警戒,其余驻关内。城墙高一丈,两面环山,两面都是开阔地,很难接近。徐海东命令手枪团化装成敌人智取。手枪团团长杜本润率部化装成敌57军追剿队,来到荆紫关和警戒连通话后,警戒连连长很客气地迎接。当敌人要开城门时,敌军需处长说要有总部命令才行。这时,手枪团已被敌警戒连怀疑,便决定缴警戒连的械。杜团长大声骂道:“你们怀疑国军,延误追剿军机,八成是私通红军,全部缴械!”手枪团战士们一听杜团长发话,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了警戒连,敌人还在发呆时,即全部被红军缴械。这时,徐海东率223团已赶到关前,一齐向敌人开火。徐海东组织6挺机枪掩护,命手枪团一分队搭人梯登城。经过半小时激战,一分队登城成功,打开城门,红军一拥而进,敌人大部被歼,军需处长王均生被生俘,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民用物资,红军给养和枪支弹药得到了补充。

红军飞奔石塔寺和攻打荆紫关的胜利,使“围剿”红军的敌人大为震惊,西安《民报》称之为“红军游击神威”,不得不调动大批敌人向后方回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敌人的“围剿”部署被打乱,蒋介石限令3个月剿清红军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二、全 歼 陕 西 “皇 家 军”

蒋介石限期3个月剿清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很快又重新部署了新的“围剿”计划。为了提高“西北王”杨虎城的地位,便任命杨虎城为“剿匪”总指挥,调动西北军大部、东北军2个军,河南、湖北各1个军,向鄂豫陕根据地的柞水、山阳、商县、镇安进攻。可是这些部队都非蒋介石嫡系,他们虽然不得不服从蒋介石调动,但都又痛恨蒋介石用其非嫡系部队攻打红军、借以消灭异己,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荆紫关是西北“剿总”杨虎城的后方供应基地,其被红军缴获弹药后曾向蒋介石报告要求补给,蒋介石不仅一毛不拔,还责怪其防范不力;河南的敌44军被红军消灭1个旅,要求蒋介石补充兵员,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反而将该旅番号取消。因而,各进攻之敌都各怀鬼胎,一面想借消灭红军捞一把,提高自己的声望;一面又怕在作战中失败,伤了元气,被蒋介石改编或被取消番号。杨虎城虽然被蒋介石任命为总指挥,但他深怀民族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均被蒋介石训斥,因而对蒋介石极为不满,此次受命也是迫不得已。

省委得悉敌人新的部署后,决定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诱敌深入,先拖后打”。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分别率223团、225团在根据地活动1周后,出陕南、上豫西、走鄂北,大踏步地运动,来回调动敌人。6月中旬,当大批敌人被调出陕南时,程子华、徐海东又率部回到了陕南的山阳县黑山街休整。这时,奉命在根据地监视红军的敌陕军警备第1旅闻讯,即向黑山街扑来。程子华对徐海东说:“警1旅是陕军当家部队,旅长唐嗣桐是杨虎城亲信,自认是陕西‘皇家军’,装备好、傲气十足,看不起其他部队。我们如果能狠揍他一下,对于震慑其它敌人,打破敌人‘围剿’计划,具有重要意义。”程子华说罢,建议徐海东考虑作战方案。

徐海东根据警1旅孤军深入、邀功心切的情况,打算先在山阳南部山区调它一两天,再寻机歼灭。6月30日,程子华、徐海东分别率223团、225团牵着警1旅在山阳县南部山区转了两天后,7月1日,转到袁家沟。这里是一个两面高山、中间一条小路的大山沟。徐海东认为这是个歼敌的好地方,便和程子华商量,决定在这里设伏,歼灭警1旅。徐海东率223团隐蔽在袁家沟北面山坡丛林里,程子华率225团1、2营隐蔽在南面山坡丛林里,第3营在沟口堵击,调第3、4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入口处隐蔽,断敌退路。7月2日拂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上午10点钟,追寻红军作战的警1旅先头团大摇大摆地进入沟口,向两面山上打了一阵空炮后,未发现动静,便继续前进,其后续2个团分3路纵队跟进。当敌人全部进入沟里后,程子华军长一声令下:“打!”在3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的同时,各种火器一齐射杀,密集的敌人遭此突然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由于人马拥挤,敌人火力一时难以施展,自相践踏、狼狈不堪。红军战士乘势猛冲下山,机关枪、步枪、手榴弹,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敌旅长唐嗣桐率领其警卫营慌忙后退,也被游击师猛烈炮火堵回;向北口突围时,又遭225团第3营阻击,其警卫营被歼近半。唐嗣桐见进退无路,便指挥残部困兽犹斗。可是“兵败如山倒”,任凭唐嗣桐如何叫嚣,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残部也很难组织起有杀伤力的火力。战斗近2个小时,警1旅大部被歼,余部弃枪逃入山林。唐嗣桐率警卫营残部50多人,占据一农家大院,做垂死挣扎。由于这个农家院是建在一座5米高的石岸上,后面是数丈高的悬崖,敌人4挺机枪向外射击,红军难以接近,而且又没有远射程武器,223团攻击半小时也未奏效。徐海东命令全团机枪集中掩护,特务营带炸药包向院墙底部运动,后爆破成功,战士们顺着被炸塌的石岸,爬上院墙,连续扔下10多捆手榴弹,压住敌人火力,冲进院内。在“缴枪不杀”的呼喊声中,残敌30多人被迫放下武器。旅长唐嗣桐躲在锅灶后面被生俘。

敌警1旅被全歼,不但大挫了杨虎城和西北军的锐气,也使其他敌人也闻风丧胆,夹着尾巴不敢轻易出动了。

三、重 拳 痛 击 “马 家 军”

红25军歼灭了陕军“皇家军”警备第1旅,给西北“剿匪”总指挥杨虎城一个沉重打击。杨虎城正在心痛时,蒋介石又来电催逼其“清剿”红军。当杨虎城向蒋介石报告警1旅被红军吃掉,要求补充兵员和弹药时,蒋介石却打起官腔,说西北军剿匪不力,罪有应得!既然警1旅已被红军吃掉了,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番号取消!

这明摆着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削弱西北军势力。这使本来就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与红军作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杨虎城,更加痛恨蒋介石了,骂道:“这个老奸巨猾的流氓政客,真是比曹操还曹操!”其夫人谢葆真劝道:“有道则出,无道则隐,何必伤肝动肺呢?你不是说要解甲归田、栽花种竹吗?”

杨虎城说:“蒋介石这个民贼独夫,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不会叫你安静的,现在他想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族马家军逼近西北,正想搞垮我呢!”

杨虎城正在和夫人谢葆真说心里话时,蒋介石又来电报说,红军有北上陕北,会师刘匪(指西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意图,要杨虎城派重兵堵截。杨虎城看着电报,正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又来电说:“查徐海东部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解决徐匪,再以全力截击朱、毛……”杨虎城骂道:“妈的,一会儿北上,一会儿西窜,到底向哪?”可就在这时,又接到蒋介石任命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命令。杨虎城心里明白:朱绍良这个蒋介石的亲信,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甘肃省主席,现在要统帅整个西北军队,自己也在他管辖之下。这分明是蒋介石不信任自己了,实有大权旁落之感。还是他夫人谢葆真开导得好:“你早就不想和红军打仗了,这会,去了帽子头轻省,就坡下驴,不是很好嘛!”杨虎城笑笑说:“真是知我者,夫人也!”

朱绍良新官上任三把火,主力军自然是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以骑兵为主的马家军,马家军纷纷向鄂豫陕根据地开来。当时,横向陕西、甘肃的西兰公路,是敌人的重要防线,马鸿宾第35骑兵师就驻西兰公路要冲平凉城。师长马鸿宾听其侦察员报告说,红25军都是一些娃娃兵,所以气焰极为嚣张,遂对其部下说:“这支从大别山里跑出来的小崽兵,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把他们全部消灭在平凉城下”!

红25军当时的情况是:歼灭了敌警1旅后,即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会师的消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省委决定率红25军出陕南,攻打平凉县城,穿越西兰公路向北行动。7月16日留下指示信给鄂陕、豫陕2个特委和红74师,命令他们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8月7日,红25军在翻越六盘山时, 担任后卫的徐海东率领223团与敌马鸿宾骑兵35师侦察连相遇,将其大部歼灭。经审问俘虏,才知有敌35师重兵把守平凉城。根据敌情变化,徐海东毅然放弃原定计划,转向平凉以北的塬上前进。马鸿宾得知红军绕过平凉县城北行,便命103旅旅长马应图率领一个骑兵团追击红军。红25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得知情报,决定教训一下骄横得不可一世的马家军,不然红军北上就不会轻松。他们商量由徐海东率领223团选择有利地势伏击。8月19日, 徐海东率领223团来到平凉东北30公里的马莲铺,这是个高低落差很大的塬区,如果在塬上设伏,敌骑兵在塬下难以上来,正是歼敌的好地方。徐海东便命223团、2营埋伏在马莲铺的西边高塬上,自己率领第3营正面吸引敌人。当日下午,敌103旅旅长马应图率领骑兵团攻来,徐海东率第3营且战且退。当敌人进入伏击阵地时,两面塬上红军多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杀,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红军战士趁敌混乱之际,勇猛冲向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激战半小时,敌一团骑兵除旅长马应图率少数警卫人员逃脱外,大部分被歼。

8月21日,红25军到达陕、甘边界的泾川县,准备渡泾河向陕北推进。 刚到河边, 敌骑兵104旅206、208团跟踪而来,向正在渡河的省委和军部机关疯狂射击。这时,已经过河的军政委吴焕先又率领224团两个营和学兵连渡河回来,向敌指挥所杀去,攻打左翼的1营也掩杀过来,打得敌人阵脚大乱,被迫退到一条沟里抵抗。吴焕先又大声高喊:“同志们,冲啊,全歼马家军!”战士们冲向敌群,和敌人白刃格斗,杀得敌人自相践踏、各不相顾。这时,一个骑白马的敌人正夺路向塬口飞奔。吴焕先命通讯班长周世忠:“快追击,那家伙一定是个当官的,不要放他跑了!”周世忠跨上敌人的一匹战马,唰唰两鞭,向骑白马的敌人追去。

这个通讯班长周世忠是全军有名的骑手,骑马速度能追上汽车,在马上能做各式射击,百发百中。吴焕先看着飞驰而去的周世忠,对徐海东说:“那家伙今天算遇到骑兵老祖宗了!”话音刚落,只听“叭”的一声枪响,那个骑白马的家伙摔下马去。不一会,周世忠便将那个摔下马的家伙驮了回来,经敌人俘虏辨认:正是敌104旅108团团长马开基!

这时,敌人的2个团已大部被歼,还有少量流窜敌人在顽抗。吴焕先对徐海东说:“我们不能恋战了,赶快渡河吧!”可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流弹飞过来,军政委吴焕先,这位年仅28岁的红军将领,倒在了长征路上……

军政委的牺牲,全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徐海东这位子弹都打不出眼泪的钢铁汉子,也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四 、 两 场 胜 仗 迎 会 师

痛击马家军后,红25军不顾疲劳,冒着连日大雨,继续向陕北方向疾进。9月3日,部队到达合水县板桥镇又和敌35骑兵师105旅打了一仗。9月9日,进到保安县永宁山,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取得联系。陕甘特委立即派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前来迎接。在习仲勋、刘景范的带领下, 9月15日,部队到达了延川县永平镇,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召开联席会议,为统一红军领导,决定成立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编75、78、81三个师和1个手枪团,全军团7000余人。

9月18日,在永平镇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举行胜利会师和红15军团成立大会。周围十几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欢迎大别山来的红军兄弟!”“团结起来,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祝贺信,称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大开展的导炮”!

会后,红15军团决定打两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这时,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对西北地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除马家军外,还有西北军6个团和东北军5个师。徐海东问刘志丹:“这一带是你的大本营,地形熟悉,你看怎么打法?”刘志丹说:“我们现在虽然人数多了,但比起敌人来,还是少数,不能靠硬拼,要以围城打援的战法,引诱延安援敌,埋伏奇袭为好。”经过研究,决定在延安至甘泉中部的劳山设伏歼敌。刘志丹率78师一部正面吸引敌人,徐海东指挥75、82师埋伏奇袭。9月28日,红军以3个团的兵力将甘泉城围住佯攻,主力则隐蔽在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的劳山两侧丛林里,准备歼灭从延安增援甘泉之敌。红军指战员硬是在这里埋伏等待两夜三天。10月1日下午4时,敌110师在刘志丹的火力牵引下,进入红军伏击圈,红78、81师实施猛烈炮火攻击,敌溃不成军,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参谋长范驭洲被生俘,歼敌1800多人,生俘37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大炮12门、轻重机枪186挺,其它枪支3000多支和大量弹药。接着,红军乘胜攻打榆林桥敌107师, 经半日激战, 歼敌2个团,俘敌619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多人。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深受张学良信任。被红军俘虏后,受红军抗日政策的感召,愿意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做沟通红军和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后来,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的多次会见,就是由高福源引荐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给养,大大改善了红15军团的装备和生活上的困难,对巩固西北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胜利会师后的两大奠基礼。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红15军团,接见了程子华、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给了红25军、西北红军很高评价。至此,作为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六部分 红25军长征前的三段历史

(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搜集整理)

红25军是一支诞生在安徽大别山、从河南何家冲开始长征的红军队伍,这是一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队伍,有着许多传奇色彩,书写了一部艰苦卓绝的英雄史诗……

一、重 建 于 危 急 关 头

大别山,是一座红色的山、革命的山。这里是鄂豫皖根据地所在,红25军就诞生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相继建立了几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当时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鄂豫皖边区暴发了黄麻起义,建立了第1支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又称商南起义)、同年11月六(安)霍(山)起义……三次起义的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不久,第1军与红15军在商城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红军的发展壮大,使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31年10月,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红25军在皖西金寨诞生,军长旷继 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73、74、75三个师。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湖北红安县)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 政治委员,总兵力近3万人。

从此,红25军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投入新的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25军组建后,先后参加了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表现出英勇顽强、敢打硬拼的战斗作风。特别是在苏家埠战役中,红25军神勇初显。

苏家埠是皖西北敌军之重要据点,围寨高大,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围城打援,由红25军73师担负打击援兵任务。

红73师阻击援敌后,红四方面军对苏家埠之敌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大举增援苏家埠。为消灭援敌,方面军总部令73师再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

时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路滑难行,援敌前面部队刚过陡河进至红73师阵地,军长旷继勋奋勇当先,率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敌人仓惶后撤,乱作一团。红军乘势勇猛冲杀,敌人溃不成军,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红军乘胜渡过陡河,一举插入敌人纵深,摧毁了敌军指挥机构。

苏家埠之战,敌两万余援兵大部被歼,总指挥励式鼎亦被红73师活捉,创下了红军战史中围城打援的光辉战例。

1932年6月,敌军重兵进犯霍邱(安徽境内),红25军在霍邱保卫战中失利。

这一仗,敌人对霍邱采取包围之势,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攻入北门。守城红军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旷继勋军长手持大刀,与指战员一起拼杀,身边4个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牙咬,有的为了不当俘虏而投井自杀,有的负伤被俘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视死如归。

最后部队被迫突围,前面的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掩护后面同志撤退,军长旷继勋身受重伤被战士救出。虽然霍邱保卫战失利了,但是红25军指战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顺利发展壮大之时,张国焘却利令智昏,推行错误路线,造成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2年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红25军第73师和75师的一个团,随主力红军转移,第74师被分散补充到各部队。留在根据地的有军部特务营和第75师的两个团,红25军被编散了。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敌人以2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留在鄂豫皖的红军。

围剿中,敌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敌军所至,火光烛天,田园荒芜,庐舍成墟,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根据地大都丧失。根据地党政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陷入混乱,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还有7个主力团1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和红军伤病员,总共2万余人。11月3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 重新组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光,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74师、75师,全军约7000人。

红25军的重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带来了希望,使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武装斗争旗帜在鄂豫皖继续飘扬。

二、转 战 在 艰 难 岁 月

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难的岁月,重建的红25军更经历了艰难困苦的考验。

红25军重建后,经过几次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1932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红25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使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边区革命形势一度出现转机。与此同时,新组建的红28军在皖西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大大鼓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的胜利信心。这两支主力红军与根据地广大军民一道,经过两个月的积极斗争,打破了敌人的“清剿”计划,部分地区恢复了区、乡政权,巩固了鄂东北中心苏区。在敌人“围剿”中,红25军被分割在鄂东北、皖西北地区,他们分别在吴焕先、徐海东的带领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由于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鄂东北环境极其艰苦。但红25军战士们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活动在皖西北的红25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的指挥下,进行了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在5个多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葛藤山战斗,一举歼灭敌人1个多旅,打死打伤敌人1000多人,缴获短枪170多支,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三、决 然 踏 长 征 之 路

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此时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总兵力为16个师加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红军是继续在原地坚持斗争,还是另谋出路?这一严峻问题摆在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面前。3月中旬,省委收到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一位同志的《建议》,提出红25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省委讨论这个建议时却认为,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比较弱小,平汉铁路敌人设防严密,通过很困难,而且桐柏山区距离根据地较远,难以支援根据地的斗争,所以还是在鄂豫皖地区边沿谋求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这一次,红25军并没有走出去。

为了集中兵力开展斗争,4月16日,红25军和红28军在金寨豹迹岩会师。红28军编入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辖2个师,共3000余人。

这一时期,红25军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避实击虚,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长岭岗一战,歼灭敌人5个营,缴获轻机枪60余挺、长短枪800余支,使红25军的装备大为改善,也给东北军第115师以歼灭性地打击。但这一仗也使省委再次坚定了“红25军留在根据地”的思想。

6月,中央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事训令,训令再次提出要红25军组建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铁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并提醒红25军应向外发展,以摆脱困境。对这次训令,省委没有做认真讨论。

11月4日,省委收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大意是: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红25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

省委当即决定率红25军赶赴鄂东北。红25军以出其不意的快速行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在光山县东南25公里处的扶山寨打破敌人的追堵计划,毙伤俘敌约4000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程子华带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讨论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

花山寨会议作出决定:(1)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2)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3)行动中,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4)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和领导人变动及省委成员的补充问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

花山寨会议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独立坚持两年斗争的红25军,告别家乡,离开故土,踏上了伟大的长征道路。

第七部分 红25军长征的三大特点

(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搜集整理)

一、屡创奇迹的红25军长征

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万里征程。其实,除此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25军也进行了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率先到达陕北。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红25军长征的同时,沿途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的人数不减反增……创造了许多奇迹。

(一)鄂豫皖根据地陷入危机,鲁迅帮助成仿吾去中央苏区

红25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以前,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同年秋,蒋介石亲率50万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 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处境日益艰难。至1933年秋,红25军人数由1万多减少了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几个小块,并因为没有电台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

面对根据地的危险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成仿吾找中央汇报。在上百名便衣队员的掩护下,几经转战,成仿吾才走出山区、化装到达武汉后,又乘船去上海。他按照沈泽民写在自己棉衣上的几个秘密地址找到了联络点。可是,这些地下机关均已被破坏。他在患病且旅费用尽时,想到鲁迅可能与党有联系,便到内山书店碰面。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终于同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经几个月的跋涉到达瑞金。周恩来见到他后,马上对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志们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来了!”

听到成仿吾汇报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22师的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华出发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如果红25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他强调说:“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周恩来的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强调的“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为红25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程子华背熟这些内容后,便在几个交通员“的接力”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终于潜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至于转移方向则要当地领导根据实际而定(中央不了解情况)。此时沈泽民已因病饿牺牲,当地负责人吴焕先、徐海东等经过研究,决定率红25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二)军首长挥大刀 、带头冲杀脱险境

红25军转移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1个月,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红25军人数不足3000人。出发10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人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伏击,追兵2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25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三)占天水、逼西安,蒋介石将徐海东的悬赏与毛、朱并列

1834年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半年游击战,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并招收数千青年入伍扩大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购建立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1935年7月,红25军在袁家沟口歼灭国民党西北军1个旅,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徐海东、吴焕先等人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中知道,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第74师在陕南,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红25军一度袭占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打乱了敌人阻截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南京政府在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3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红25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同时得不到党中央的确切消息,徐海东等决定先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于是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26、27军会师。此时红25军还有3400人,加上在陕南留下的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四)悍将带出顽强队伍 :政委牺牲、军长眼睛被打穿

自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长征后,“围剿”那里的国民党东北军便被调到陕甘,当地压力有所减轻,新建的红28军得到发展,确如周恩来事先估计的那样,这一出征使红军和根据地两方面都得到了保存。

按照红25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9000华里,历时10个月。同红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25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它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政委吴焕先更是在火线中带头冲击时阵亡。吴焕先牺牲后,徐海东改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25军顽强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徐海东在途中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他醒后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五)长征后军容齐整,每个连都有6挺轻机枪

经过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给当地军民带来了全新的感观。这支部队差不多每连都有六挺轻机枪,指战员都戴着八角帽,服装整齐,装备和军容都大大超过原先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25军的到来,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它与原来的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5年11月初,徐海东同毛泽东首次会面,马上表达了渴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愿望。毛泽东当即决定拨给他一部电台,从而能够保障联络。徐海东回部队后马上下令,把军中积蓄的全部银元都交给远征万里后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一时被称为雪中送炭。

二、独具特色的红25军长征

红25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一支队伍,却走出了97名共和国的将军;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经历数百场战斗而从未失败;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却能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

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1931年建立于金寨县麻埠镇,旷继勋等同志先后任军长,原属红四方面军编制。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后,红军第25军第73、74师随红四方面军转移。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以其留下的75师和皖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大多数是鄂豫皖根据地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有一些是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子弟。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游击队,后来组成以“儿童军”著称的红25军。这些年轻的红军将士以尚显稚嫩的肩膀,独立撑起了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大旗。

(一) 红 25 军 是“儿 童 军”

从当时的年龄结构看,说红25军是“儿童军”是有道理的。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很年轻。如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一点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3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连排干部大多数不到20岁。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只有十七八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红25军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

《共产国际》的文章中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25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都是从13岁到18岁。”这就是对红25军这支“儿童军”的真实写照,既表明了这支“儿童军”产生的背景,也反映出“儿童军”的政治本色和年龄特点。红25军长征中每到一地,老百姓都叫红25军“童子军”或“娃娃军”。

蒋介石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清乡”、“清剿”和“围剿”。对此,红25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1个多月后,1934年11月,中央指示终于随着程子华的到来传到了红25军:到外围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决定红25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留下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28军(33军曾一度组建,后并入红25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后来抗日战争初期,红28军30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了出师有名,宣传抗日救亡,红25军对外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为出师北上发表宣言。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全军2980多人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2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部队发展到3700余人。

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个省,转战近5000公里。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和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26、27军在永水镇胜利会师。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皖省委召开联系会议,为了统一作战,把三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树申任副主任,红25军改为75师,红26军改为78师,红27军改为81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25军成为长征时期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第1支红军。他们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25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狗独立作出北上抗日决策、主动策应全局、单独转移并先期到达陕北的1支红军;经历数百场战斗而从未失败,长征结束时兵员比出发时不减反增;长征中人数最少的1支队伍,走出了97名共和国将军。

毛泽东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队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并称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

(二)红25军长征是孤军行动

“完全是孤军行动,经常与强敌打遭遇战。”

“走着走着,数不清的敌人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紧要关头,军政委吴焕先抽出一把大刀第一个冲上去。军领导带头,大家都不要命了。就靠这么一股劲,一次次从敌人虎口脱险……”曾任军部卫生员的老红军李天忠,忆及70多年前的往事仍感惊心动魄。

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刀在一线冲杀,是这支部队中常见的现象,也正是他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个重要原因——

军长程子华直到逝世前,仍担任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事。他那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描述的“爪子似的伤残的手”,正是长征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

副军长徐海东在一次激战中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这位英雄的红军将领,此后是躺在担架上指挥全军到达陕北的;

当陕北在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再次身先士卒地冲锋时,不幸英勇牺牲……

红25军虽未经过雪山、草地,却是4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红军队伍。

主要领导人一死数伤,部队却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全面胜利,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在是悲壮,也实属罕见。

(三)红25军万里征战,人数不减反增

红25军到达陕北,让当地军民耳目一新。指战员们都戴着八角帽,上面缀着红五星,服装整齐,枪支弹药充足,每个连队都有6挺轻机枪,俨然是一支正规军,装备和战斗力都大大超出了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20余万人,结束时仅剩5万多人。而红25军虽然是一支弱小的红军队伍,却在国民党统治的中枢地带纵横驰骋、越打越强。

为何能创造这一奇迹?

“红25军的每个同志都是一副铁腿铜脚。” “因为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就连后勤保障单位都实现了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战斗力强,一天一夜就能走100多里。”

“进攻时突然、勇猛,防御时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转移时迅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员指出,国民党军队虽然常常数倍乃至数十倍于红25军,却总是被各个击破,靠的就是这种成熟的战术素养!

“红25军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 “从军领导到普通战士,每个人都是出色的宣传员,部队每到一地都能发动起一片群众。1934年底进至秦岭以南时,全军只剩下2500人,但照样派出大量干部到群众中做工作。”

此后的半年中,红25军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招收数千青年参加红军。长征中的红军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仅此一例。

这支打不垮的红军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他先后调动驻河南、湖北、陕西的41个团,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围剿”。

第一次“围剿”结束,红25军增至3700人;第二次“围剿”,红25军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全歼敌军整个旅1700余人……

“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标志着红25军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1935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25军再度远征。沿陕甘边界行军时,整个部队断粮已经几天,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

“但没有一个人开小差。”“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炕,小鬼们经常枕在军首长的腿上就睡着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情似手足的氛围……给了大家战胜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

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这时全军共3400多人,加上留在陕南的2000多人,总共5400多人。

长征中,红25军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都经常说,歼敌2个师,不如缴获1部电台。

长征中,红25军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作战、艰苦卓绝。

直到1935年7月,红25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7月15日接到交通员带来的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才确认了此消息。

“当晚吴焕先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第二天部队就迅速行动。”王远德说,红25军一度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

蒋介石恼怒之下,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3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徐海东曾这样动员部队。

8月14日,红25军逼近静宁县城,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切断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25军。

“更可贵的是,红25军能自觉地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事实证明这是符合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泽东知道是因为红25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长征出发时,红25军即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一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徐焰指出,张学良正是因为最初与红25军的数度交手,得出了“和红军打仗没法打”的结论。

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他们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银元拿出5000元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第八部分 红25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

(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搜集整理)

1934年11月16日,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开始长征,于1935年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与其他三方面军的长征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时间和行程较短,历时10个月,行程9000余里,且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也被称为“小长征”。

一、红25军长征,作为党和红军的“宣传队”,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25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武装,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群众工作,不断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长征的胜利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11月下旬,当红25军长征经过河南泌阳时,当地有许多地主豪强盘踞围寨,且配有大量武器,不时地对红军进行骚扰阻拦。针对当时前有堵敌、后有追兵的紧迫形势,红25军召开紧急会议,政委吴焕先反复强调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沿途所需粮食一律购买。政治部主任郑位三还根据《宣言》精神,亲自给围寨组织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他还将当时党的规定不进围寨、不打土豪、公买公卖等有关纪律,编成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或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宣传或喊口号。正是红25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出色地做好了宣传工作,因此,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而且避免了地方武装的纠缠,使部队赢得了时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上述的传单、布告,实际上就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时的施政纲领。它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根据地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5月,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后,省委书记即由红25军政委吴焕先担任。吴焕先牺牲后,省委书记又由军政委程子华担任。在红25军长征途中,省委对军队实行了直接领导,在军事斗争为主的长征途中,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减少了领导层次,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而且又从政治上、组织上把红25军紧紧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对红25军及早取得长征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红25军长征中,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

红25军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西征甘肃,有利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中旬,当红25军从《大公报》上获悉“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进”的消息以及敌人云集于川西边、甘南边、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上,企图堵截主力红军北上情况后,立即按照省委的既定政策,挥师挺进甘肃境内,攻天水、占秦安,进而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坚持18天之久。这一行动,使敌人大为震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从7月26日至8月10日,接连从成都发出五道电令,最初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至西安的碉堡封锁,防止红25军向甘肃进发;继而督饬陕西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这样,红25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起到了吸引敌军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切断西兰公路后,又迫使但担负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敌军不得不一再调兵向东北线回援,从而进一步起到了牵制敌军的作用,有力的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

在红25军长征的同时,原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和斗争形式较好地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了革命队伍、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当时敌人虽协调部分兵力西去追缴红25军,但是,集中在根据地的各类敌人,仍有11万之众,他们对根据地实行“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鄂豫皖省委以留在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为基础,重建了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他们继续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转战千里大别山、运动在平汉铁路东西和江淮之间,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对坚持在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及后来南方地区新四军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同时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红25军先后实行的2次战略转移,都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仅在最初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时,留下部分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而且在后来撤离鄂豫陕根据地时,又留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部分武装,组成了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继续发展鄂豫陕边的有机战争,使革命旗帜不倒、烈火不熄,有力的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力量,减轻了敌军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

三、红25军最先到达陕北,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准备了可靠的落脚地点,也为党中央最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在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会合,胜利的完成了长征。作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1支队伍,红25军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会师后,召开了红25军和陕北红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了由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合并组成的陕甘晋省委决定,将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15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的指挥下,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和壮大,既加强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扫清了道路。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即同红25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资匮乏、非常困难。红25军勒紧裤腰带,千方百计地进行支援,首次送去边币一万元,接着又发动全体战士给中央红军送礼物,从每个连队抽出机枪三挺和部分枪支、弹药,从经济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医药用品,送给中央红军,还将芬山、榆林桥战役中新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补充给中央红军。随后,红25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与兄弟红军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红25军长征的“两个唯一”,极大地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心和决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25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队伍。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曾4次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都未能实现。最后才决定将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曾试图3次建立新的根据地,也未能成功。张国焘在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曾经提出建立川西根据地的计划,由于刘立湘纠集四川军阀全力反扑,亦没能成功。只有红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并获得了成功。红25军进入陕南后,充分利用将军与陕军之间的矛盾,着手创建根据地。1935年4月中旬,鄂豫陕省委在陕西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入陕几个月来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并把鄂豫皖省委改名为鄂豫陕省委。经过半年斗争,“成立了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为红25军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保障,促进了红25军的发展壮大。

红25军是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不仅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部队。 “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之久,穿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部队由最初的八万下降到七千二百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十一个月,途径6个省,行程两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近一万七千余人减少到一万一千余人;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转战三省,行程万余里,部队由出发时的十万之众减少到四万四千余人。”唯独红25军在长征途中得到了发展壮大,部队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上升到临末时4000余人。这些固然与红25军长征之中行程最短,没有经过险恶的雪山、草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红25军的长征是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以及省委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转移。

红25的一系列特殊胜利,使正处在革命高潮暂时低落期的中国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党中央及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和苏区人民在红25军的鼓舞与影响下,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25军的长征以其特有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25军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一支仅有两千多人的队伍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绩。红25军虽为配角,但在红军长征途中,它作为唯一一支没有减员且发展壮大了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武装,且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并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九部分 红25军的相关情况

(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胡遵远 搜集整理)

一、 红 25 军 的 序 列 沿 革

( 一)

1、1931年10月25日红25军在安徽省金寨县麻埠镇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73师,辖下3个团(红217、218、219团),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2、1932年1月中旬,又在安徽金寨麻埠以红4军31团和五星县独立团一部为基础组成75师,辖下3个团(红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廖荣坤、政委戴克敏;

3、1932年5月中旬,在安徽金寨县白塔畈由独立第3师组成74师,辖下3个团(红220、221、222团),师长汪明国、政委戴季英。

4、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红4军与红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方面军下辖第4军、第25军,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为王平章;

5、1932年7月蔡申熙调任红25军军长。

( 二)

6、1932年10月,红4方面军主力西去后,11月30日,红军第25军在湖北黄安檀树岗村南河滩重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下辖 74师(下辖220团、221团、222团),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下辖223团、224团),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7、1933年4月初,红25军和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在麻城北部的大畈地区会合,4月8日两军合编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下辖73师(下辖217团、219团),师长廖荣坤、政委王少卿;74师(下辖220团、222团),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师(下辖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8、1933年7月中旬,七里坪战役失败后,鉴于减员太大,红25军进行了整编、补充,撤消73师番号,改编后,全军辖74、75两个师,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徐海东、74师(下辖220团、221团、222团)师长徐海东、政委周化贤;75师(下辖223团、224团、225团)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

9、1934年4月16日,红25军和红28军(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在金寨县的豹迹岩会师,4月17日两军合编为红25军,全军辖74、75两个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74师(下辖1营、2营、3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75师(下辖223团、224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

10、1934年11月11日(长征前),红25军在罗山县殷家湾和何家冲进行整编,撤消师一级编制,军直辖四个团(223团、224团、225团、手枪团),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 三)

11、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12、1934年12月11日,红25军于丹凤县蔡川进行整编,撤消224团编制,军直辖三个团(223团、225团、手枪团),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

13、1935年8月21日,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泾川县以西十余里的王村镇四坡村(今掌曲村),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14、1935年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

15、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

( 四)

16、1935年9月16日,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3军合编为红15军团(辖下由红25军组成的75师、由红26军组成的78师、由红27军组成的81师),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钱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

17、1935年11月,红15军团归属红一方面军管辖,红15军团仍辖下75师、78师、81师,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

18、1936年2月东征时,刘志丹调出15军团,改任28军军长,后阵亡,宋时轮接任军长(之前,宋时轮在15军团当过作战科长)。81师调出15军团序列,由军委直接指挥,担负后方次要作战任务。15军团的75师扩编为73师和75师,各有1个大团1个小团(小团是4连制),此时73师师长是张绍东、政委赵凌波,75师师长陈锦绣,78师师长韩先楚。78师是纯红26军的部队,73师和75师是红25军为主体的部队,但75师新组建的224团(首任团长韩先楚)是以2个师的特务连加上陕北的少共营合编的。

( 五)

19、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8月25日,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职时为旅政委),参谋长陈漫远。

下辖:687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刘震。韩振纪也是副团长(相当于政委)。15军团改编时,教导营600多名干部上交给115师师部。军团骑兵第3团调归129师,改为师属骑兵营。1937年底,单独成立689团,团长韩先楚,由687团2营和688团2营组成(即原红26军部队),该团后脱离344旅指挥,划归129师指挥,1939年又调回344旅。但韩先楚调回延安到抗大任职。344旅在平型关战斗后就脱离115师指挥,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

1938年徐海东调离该旅回延安养病后,该旅一分为二,代旅长杨得志率一部组建冀鲁豫支队,政委黄克诚率旅主力活动于太行山区归总部指挥,后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左权,政委黄克诚。

1940年,黄克诚率二纵队主力5个团东进,到冀鲁豫和杨得志会合,杨留下一个主力团交换,黄继续南下与彭雪枫部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于皖北,黄部番号改为八路军4纵队,彭部为八路军5纵队,344旅加强5纵队留在皖北,黄率4纵队东进苏北,与115师343旅685团扩编的苏鲁豫支队合编,1941年改番号为新四军3师。彭雪枫部改番号为新四军4师,1941年反顽失利后,4师10(即344旅)与3师9旅(张爱萍韦国清领导的地方部队)交换,344旅重新回到新四军3师。

( 六)

20、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从陕西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分队伍和陕南游击队在陕西商南碾子坪合编组建了红74师,下辖1营、2营和手枪团,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21、1937年8月,红74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最初的番号是115师两个直属营(炮兵营和辎重营)。

22、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子明、参谋长杨焕民、政治部主任吴东升。这个团在抗战初期游击于黄河两岸,担任晋西南至韩城一带河防任务。

( 七)

23、红74师影响下的陕南抗日第1军,原系杨虎城部队一个连哗变出来,有中共干部,后发展到数百人实力。西安事变后随同74师北上陕甘宁苏区,改编为15军团警卫团,团长何振亚,政委沈敏。抗战时改编为344旅警卫营,营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成立689团时,因原687团2营调出到689团,该警卫营改编为687团2营。

二、红25军的重要人物及走出

的97位将军

(一)、红 25 军 的 重 要 人 物

1. 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红25军主要领导人。

1900年6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夏店区徐家桥村(现属大悟县)。1925年4月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先后参加攻克汀泗桥、武昌、南昌、洛阳等战役,功勋卓著。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黄陂领导农民自卫军,发动静山庙暴动和夏区年关暴动,随后率领黄陂县赤卫队加入红军。历任鄂东警卫2团团长、红4军12师38团团长、红9军27师师长、红27军79师师长、红25军74师师长、红25军副军长、红28军军长、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军团长等职,在保卫鄂豫皖苏区、开辟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的斗争中屡建奇功。尤其是率领红25军孤军北上,率先完成长征,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西北革命大本营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周家岗歼灭战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和“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1970年3月,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冤离世。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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